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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吹冲锋号——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与会同志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题：永远吹冲锋号——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与会同志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社记者张研、孙少龙

　　习近平总书记9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深刻阐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目标任务、实践要求，对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充分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自觉和历史担当，体现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的坚定决心、恒久毅力。”中央纪委委员，北京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健认为，前进路上，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必须时刻保持一份清醒与坚定，才能避免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

　　中央纪委委员，海南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国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以六个“如何始终”对“大党独有难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阐释，其中第一点就是“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特别清醒、立场特别坚定。

　　“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发现并解决这些难题，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为有效破解‘大的难题’，发挥‘大的优势’作出应有贡献。”陈国猛说。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

　　中央纪委委员，上海市纪委书记、监委代主任李仰哲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抓什么、怎么抓的“主攻方向”，从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等方面明确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战略思路、战略要求，结构清晰、内容完备，为推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指引。

　　纲举则目张，执本而末从。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是一项纲举目张的任务。”中央纪委委员，陕西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兴宁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履行协助职责，推动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全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中，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以落实责任为关键，以问题为导向，坚决履行好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推动层层扛起、扛住使命担当，有力有序推进各项任务。”陈健表示，要聚焦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念思路、方法举措、纪律作风等情况，紧紧盯住“一把手”和领导班子这个重点，持续推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将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政治监督是督促全党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举措，要在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上下更大功夫。

　　“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要求我们督促各级党组织自觉同党中央精神对标对表。”陈国猛表示，下一步，海南将把清廉自贸港建设作为重要抓手，督促党委(党组)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将清廉建设与自贸港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不断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必须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成效卓著，但仍要清醒看到，工程建设、矿产资源等重点领域的腐败问题仍然易发多发。”王兴宁表示，陕西将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思想建设为支撑，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模范创建为载体，扎实推进清廉陕西建设，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根子上说都源于理想信念动摇、党性原则丧失，两者互为表里、实为一体。”李仰哲表示，上海市纪委监委将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坚持“以案看风”“风腐同查”，坚决防反弹回潮、防隐形变异、防疲劳厌战。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新征程上，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

中国古代文章学中的“文势”******

　　作者：方笑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古代文章学中，“文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术语，它凸显了中国文章学的本土化特色，而很难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来比附或阐发。弄清“文势”之说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古人的文章批评视角，从而深入认识中国文章学。

　　以“势”论文的缘起

　　魏晋时代的文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陆机的《文赋》等，都没有对“势”作专门的论述。刘勰《文心雕龙》则有《定势》篇，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最早探讨“势”的专论。然而，刘勰采用的是比喻的办法，描述性地呈现“势”在文学作品中的面貌。刘勰所言之“势”，与文体有关。因为“即体成势”“体势”云云，无不标示出“体”与“势”的关系，进一步看，就是“体”对“势”起着规定性的作用，“势”不能脱离文体。同时，势不是人为硬造的，而要顺乎自然。这从刘勰使用的比喻可以看出来，而“自然之趣”“自转”“自安”等说法，说明势应该追求自然而然的境界。这两点又是互相关联的。各种文体功能不同，也就各有其势，写作某种文体时，应该顺乎其势，而不应“讹势”。

　　《定势》篇中，每种文体都规定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就好比彩色织锦虽有五色，但“各以本采为地”。大多数学者认为《定势》之“势”应指“文体风格”。刘勰之后，“势”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常见的范畴，如旧题王昌龄撰《诗格》指出“诗有十七势”，皎然《诗式》开首即有“明势”条，但他们所说的“势”，都属于诗论中的范畴，内涵与《文心雕龙·定势》之势也不尽相同。如《诗式·明势》自注曰：“文体开阖作用之势。”这里的“势”，显然不是指风格，而是指一种气势。这说明，“势”这个范畴的内涵，在文论史上不断发生着变化。

　　南宋文章学中的“文势”“笔势”和“语势”

　　南宋时代，批评家们开始系统总结文章理论。这种总结，最先是通过古文评点展开的。南宋吕祖谦在《古文关键》的《总论》中提出“看文字法”应首先注意的四点：“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大概主张”指文章立意，“纲目关键”据吕氏自己表述，包括“首尾相应”、“铺叙次第”、“抑扬开合”，则大致相当于文章的间架结构。而“警策句法”则着眼于“下字下句”等问题，显然看的是文章的语言。唯独第二条“文势规模”，很难用现代的理论话语来表述。

　　吕祖谦同样没有对“文势”下定义，也未对它细加阐说，我们只能通过他对古文的具体评说来看文势之指向。《古文关键》用“文势”一次评文共有两处，一是评苏轼《秦始皇扶苏》“不特文势雄健，议论亦至当”，二是评曾巩《送赵宏序》“句虽少，意极多，文势曲折，极有味，峻洁有力”。这里的“雄健”当然可以看作文章的风格，但已经不是一种文体风格了。而如将“曲折”也视作一种风格则显得勉强。从上下文看，这里的“曲折”应该说的是不一下子将文意吐尽，而是转好几个弯子将文意一点点透露出来。这也不能算是一种文体风格，而是指行文的态势。行文的态势由文章的内容决定，但最终落实于句子的安排和字词的调遣。当然，它又不等于所谓的“下字下句”，而是在句与句、字词与字词组合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态势。

　　南宋时期另一部古文选本、楼昉的《崇古文诀》有助于我们确定“文势”的含义。该书有三处运用了“文势”一词，评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奏疏》“看他布置、开阖、文势，次求其叙事、措词之法，而一篇大意所以详于归美，乃所以切于警戒，不可专以归美观”。评李清臣《议兵策上》“文势纵横，变态百出，可喜可愕，深于兵书者也”。评张耒《论法下》“议论好，文势委蛇曲折，用字尤工”。我们大致可以判定，“文势”不同于文章结构（“布置”），不同于开头结尾的方法（“开阖”），也不是指具体的叙事、措词、用字之法，而是指纵横变化、委婉曲折等行文的态势。楼昉有时将“文势”称为“笔势”。如评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胸臆之谈，笔势规摹从司马子长《自叙》中来”。这里所讲的“笔势规摹”，就是吕祖谦所谓“文势规模”，而“纵横”是指老苏的文势有战国纵横家的习气，行文善于变化和照应。

　　南宋朱熹校勘韩文，文章中字句各本有歧异，或疑文中有脱字、衍字等，进行“理校”时，也时常根据文章的“文势”“语势”来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两个词可以互相交换使用。韩愈《施先生墓铭》云“或留或迁，凡十九年不离太学”，朱熹云：“方云：杭本无‘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学者十九年’，则此八字诚为重复，然欲去之则‘或留或迁’语势未尽，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论而阙之，不敢定其去留也。”朱熹按语相当于校勘的“校记”。他所说的“文势”绝不是指文章风格，而是行文的态势，据“文势”可以在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中作出抉择：某几个字是否衍字，某本是否有脱文。朱熹不仅仅将“文势”看作校勘的依据，在讨论儒家经典时，他也经常观察文势，对之特别看重。如《朱子语类》卷十云：“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同书卷七八云：“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他自己在评论经典时亦屡次提及文势。

　　“文势”之内涵

　　“文势”指行文的态势，具体到文章批评上，文势被认为体现在文章行文的以下三种姿态上。

　　首先是曲折。上文曾提到吕祖谦“文势曲折”的说法，曲折是评点家眼中一种常见的文势。晚清王葆心在其《古文辞通义》中有专论“文势之平缓与转折”的部分，他说：“转折者平缓之对，欲药平缓须明转折。”可见他推崇的是“转折”的文势。他进一步指出：“所谓转者，有一意转折法、多意转折法，皆转之善也。但一意转折易，意多事杂，转折难。转多而碎，无法以束之，则转之弊也。有其善而无其弊，与所谓新其间架者，皆可以药平缓之病也。”在古文大家中，欧阳修和王安石二人的文势比较曲折，文势的曲折与否，当根据内容而定，作家的创作风格当然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一般来说，文势曲折的文章比起文势平缓率直的文章更耐读。

　　其次是抑扬顿挫。如《文章轨范》卷四评韩愈《与孟简尚书书》云：“韩文公推尊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实自推尊，以为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与己对说，文势抑扬轻重，虽曰贤不及孟子，其实自许其功过于孟子。”如果说，文势的曲折主要是指文意的转折层面而言，那么文势的抑扬顿挫则主要倾向于文章表达的形式层面。比如上举《原道》中的一句，前面是四个四字句，后面忽然接了个感叹词“呜呼”，便造成抑扬顿挫的效果。又卷七评《送孟东野序》“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云：“上四句一样五字，若第五句不用九字，文势便庸腐。”这是通过调整句子的长短、用字的多少来使得文势给人以新鲜感，其实也是一种抑扬顿挫的效果。

　　再次是圆活与纵横。《文章轨范》卷三评苏轼《秦始皇扶苏论》云：“凡议论好事，须要一段反说，凡议论不好事，须要一段正说。文势亦圆活，义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长”。此处所言圆活，大抵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纵横”，要之是令文章富于变化，避免呆板。

　　随着古文评点与科举关系日益密切，其功利性使得关注点逐渐转向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领域，对于“文势”的体认与论述渐渐淡化。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